美国华裔教授年薪百万竟滥用公款买14台相机赚外快，图啥？

2014年4月，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医学院的研究员周怡红（Yi-Hong Zhou，音译）收到了大学设备管理人员的一封邮件，需要确认是否需要在她的实验室中使用一台价值53000美元的相机，以及她是否在使用。

周怡红回答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相机，不明白为什么神经外科系需要这样的东西。

在封奇怪的电子邮件过去五年之后，当另一名部门成员在停车场遇到周怡红并递给她一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收据，详细说明了购买超过 40 万美元的摄影设备，包括 14 台相机和 46 个镜头时，感到蹊跷的她向学校进行了反映。

UCI 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年收入 120 万美元的该校医学院系主任、华裔神经外科教授徐博高（Frank P.K. Hsu）使用大学资金为自己购买了大量摄影器材，调查称这些购买行为通常使用了“可疑”或“未经授权”的方式。

徐博高表示，购买摄影设备的原因是为了创建一个多媒体中心，用于培训住院医生和社区宣传。他告诉调查人员，当他在2012年受雇领导神经外科部门时，从院长那里得到了创建媒体实验室的口头授权，并补充说，这个提议让他感到兴奋，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摄影发烧友。

调查人员问徐博高，为什么他为一个尚未投入运营的媒体实验室购买了这么多相机和镜头。他告诉他们，每次购买都有 “特定的商业目的”。

调查还发现有超过10万美元的设备被直接运到他在尔湾的家中，发票上是他的个人邮箱。他辩解这是因为担心⼀些非常昂贵的设备被运往医疗中心仓库存放会得不到妥善保护，除了自己家，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可以管好这些物品。

调查人员在结论中指出，没有任何媒体实验室成为现实，徐博高“不能合理地解释或提供大量昂贵相机的商业目的”。报告称，雇用徐博高的院长和医学院的现任院长都说，他们对神经外科媒体实验室 “一无所知”。

调查人员还发现，徐博高在一个托管网站上有数百张照片出售，一些照片的价格为数百美元。

他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几十张照片，显示他在度假和个人摄影时使用了这些相机，例如有一张照片显示一名女模特在沙发上喝着鸡尾酒放松。加州大学的政策明确规定，员工不能利用大学资源谋取私利。

报告说，徐博高最初告诉审计人员他没有摄影业务。他后来改变了说法，承认他在出售照片，但说他“卖得不多”，“只是为了好玩”。

在徐博高删除许多照片之前，他的 Instagram 帐户显示他在日本、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旅行中使用这些相机，以及在 Crystal Cove State Park 的海滩上。

2015年，路透社的一名记者在巴黎圣母院外拍摄了一张徐博高的照片，他的肩膀上挂着一台相机。背带上印有 Phase One 的标志，这是他购买的四款最昂贵的相机之一。记者当天问他，美元对欧元的走强是否对他的旅行产生了影响。他回答说，这让他想花更多钱。

虽然调查报告已经揭露了徐博高公款私用，但UCI却没有对外公开这份报告，也没有进行足够严厉的惩罚。

UCI将这份调查报告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最初的举报人周怡红联系了《洛杉矶时报》，一名记者向学校管理人员询问后才获得了报告副本，周怡红本人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报告。

周怡红说，近年来她越来越沮丧，因为她反复询问 UCI 管理人员他们如何处理她在举报人投诉中提供的详细证据。2020 年 8 月，一名负责调查投诉的 UCI 员工致信称，审计人员发现这些采购违反了大学政策，并已将此案移交给管理层，然后就再无消息。

UCI 发言人现在回应说，徐博高现在已经偿还了学校40.4万美元——这是审计员估计的价值。“大学已经采取了适当的纠正措施，”发言人说。

当被问及除了还款之外，学校是否对他采取了任何其他行动时，发言人说，由于隐私法，他不能讨论人事问题。他说：“这些违反政策的行为没有对徐博高医生的手术操作产生任何影响。”

两位专家质疑大学的惩罚力度是否足够。Josephson 道德研究所的负责人表示，因为如果同样的未经授权的购买行为发生在一家私人公司，该员工“几乎肯定会被解雇”，“当后果只是‘哦，你被抓了，所以说对不起，把钱还给你’时，这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政府监督项目的举报人保护专家 Liz Hempowicz 认为，当周怡红2014年首次向管理人员提出关于53000美元相机的问题时，管理人员就应该调查这些采购。

“当你曾经逃过一劫时，如果你认为没有人在意，那么继续做下去就会容易得多，”她说。

现已从大学退休的周怡红说，她也想知道为什么在 2014 年她第一次提出问题时，院长办公室没有停止采购。她说，她的实验室购买任何 20000 美元或以上的商品必须得到院长的批准。她指出，徐博高购买了五次超过该金额的相机。

根据她的文件，徐博高的采购始于 2012 年，在他被聘用后不久。

她认为，根据审计人员的发现， 徐博高应该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在她看来，徐博高的行为让人怀疑他的判断力和他是否适合照顾病人或教授UCI的医学生。她说：“他把国家资金当作他的储蓄罐”，“他为这些未来的医生树立了一个坏榜样。”